贺贵嚴回想蒋介石变节革新后下台又上台经过
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变节革新,发起了反公民的“四·一二”事故今后，武汉政府卽于四月十六日免去了他的国民革新軍总司令职。七月間,汪精卫提出“在夾攻中斗争”的反抗标语,一面頑固地;一面令张发奎率所部第二方面軍进步南京,武汉政府亦随軍东迁。因而,南京方面的蔣介石、李宗仁将进占徐海各軍急剧撤回,预备迎击。其时政治状况很杂乱，汪对蔣、李利害联系不相同，而蔣、李之間的对立特别尖銳。論他們的境况,蔣介石系元凶巨恶,并且已經失去了軍职;李宗仁、白崇禧則具有桂系軍事力气，中立于各派之間,举足輕重，所以他們在蔣、汪之間极尽級橫捭闔的能事,乃至連何应欽也援引到自己一方面来,借以孤立蒋介石，并促进他下台,以图窃夺政权。蔣則陈兵津浦路上,抵抗再度南侵的北洋軍,以此来緩和各方面临他的进犯，抵达恋栈的意图。但結果沒有成功,他不得不于八月十三日宣告下野。
在蔣介石倒台之前,李宗仁表明反蔣拥汪,汪精卫很满意，以为这一下他就可以稳坐江山。乃张发奎軍抵达江西境内，領导的南昌起义爆发了,张率所部仓促奔回广东,汪在軍事上的如意算盘落空了。李宗仁以为机遇已至,轉而进行反汪活动,亲身赶到九江(武汉政府要人齐集九江)，拉攏非汪系委員如孙科、譚延闓、李烈鈞之流,參加桂系即将组織的所謂特別委員会，幷阻挠中心党政组织迁宁。汪精卫的政治阴謀邃告失敗，汪系重要嘍囉都蟄伏上海租界，汪自己亦以患病为理由拒絕参与特別委員会,回到了广东。
桂系实力把蔣、汪打下台今后，卽在南京組織所謂特別委員会,用以掌握的最高政治領导权。特委会的組成包含着沪、宁、汉三部分委員。所謂沪便是整个西山会議派組織,与桂系勾結較深;宁、汉則是蔣、汪两系人物。其时西山会議派以张継領先,其建议最反抗。他說:蔣、汪都會与合作过,都是有罪的人,不可能参与特委和政府。由此就不难得知特委会是怎样一种姿色。这个反抗派別,为了爭权夺利的意图,建议中心集权，撤销中心政治会議和各地的分会，可是后来桂系又使用政治分会的组織来割据地盘,排除异己。
特別委员会是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中旬，由李宗仁和白崇禧导演而組成的。先后开过四次談話会，在九月十五日最终一次会議上决议:李宗仁、楊树庄、李烈鈞、馮玉祥、謝持、蔡元培、汪兆銘、唐生智、蔣中正、程潛、王伯羣、覃振、何香凝、閻錫山、胡汉民、孙科、朱培德、林森、于右任、戴传賢、张維、許崇智、伍朝枢、譚延闡、吳敬恆、邹鲁、李煜瀛、张人傑、居正、李济深、何应欽、白崇禧等三十二人，为委員,刘积学、顾孟余等九人为替补委員。建立大会系由譚延關掌管，张作政治报告。跟着录用胡汉民等四十三人为国府政务委員,而以胡汉民、汪精卫、蔡元培、譚延闓、李烈鈞等为常委;一同建立軍事委員会,录用程潛等六十六人为軍委会委員，而以程潛、何应欽、白崇禧为常委。
其时桂系大权在握，惟我独尊,譚延闓、李烈鈞尽管出头領导政府工作,骨子里他們的一举一动都必須遵从李宗仁、白崇禧的意旨行事。军事委員会的状况亦复如此。三个常委虽把程潛排在首位,但因程的第六軍已被蔣介石闭幕,新組織的部队不为人所重視，李、白仅仅使用他的老招牌发发通电、壮壮气势罢了。何应欽尽管在蔣下台后搏命扩张实力，如:把榜首軍改編成榜首、第九两軍，选拔刘峙、顾祝同二人分任軍长,以便操控;还把蔣的亲信陈誠調充軍事委员会軍务署署长，剝夺他的第廿一师师长实权，以消后患，等等，但何应欽仍是好像“泥菩薩过江”自顾不暇,无力与桂系抗衡,也就无权过問軍委会的事体。所以，无論是特委会也好,軍委会也好，都仅仅是为桂系抢夺权利、扩张地盘的御用东西罢了。
桂系实力操控两广地盘今后,又进一步搞两湖地盘,所以与唐生智展开了爭夺战。唐占有两湖,是汪精卫的有力支撑者之一。当特別委員会建立时，唐會表明坚决对立,为的是支撑汪精卫政府迁宁。但当张发奎軍东征失敗退回广东今后，汪精卫所操控的党和政府失所凭依,已經支离破碎,原本与汪一同的委员們不东走沪卽南走粤，武汉巳陷于孤立无依之境。这时唐还不警惕,竟乘桂系第七軍龙潭苦战之余，以对立特委会为名进兵安徽。而这个省区是桂系久已视为釜中鱼的。这样一来，李、白就抓着时机大做文章，托言唐与孙传芳有勾結,发起討唐之战。自一九二七年九月起,李宗仁、白崇禧即联合程潛组織西征,举动极为隐秘，以预备北伐名义进行安置，部队都是黑夜渡江,以避偵探耳目。武汉方面因而毫无察觉。迨十月十五、十六等日，西征軍主力一第七軍、第十七軍、第四十四軍等抵达滁县和全椒后,忽然来一个左旋迥，直扑合肥、安庆。长江南岸,則以程潛所率第六軍等突袭蕪湖，唐軍刘兴部匆急应战,一击卽潰。由此七、六两軍夾长江两岸向西追击，势不可当,为时不到一月,就占领武汉。在发起西征軍事的一同，由特別委員会免去了唐生智的本兼各职。唐这时眼見大势已去，便悄悄地乘长江日清公司輪船流亡日本,唐軍所部亦被逼退回湖南。桂系占領武汉今后,一面休整軍队,预备略取湖南;一面改組行政组织,安置翅膀,操控湖北。經过一个时期的安置，維續向湖南进兵。一九二八年一、二月間湘鄂間的战事又爆发了。桂系各軍分红两个纵队，由程潛和白崇禧二人分別率領,程潛还掛着統帅的名义，經鄂南进攻湘北。唐生智所部各軍起先仍是次序整然严陣以待，一同西征軍内叶开鑫部又于半途倒戈以击桂系，局势原本很好。可是竟出人們意料之外,战役一开始,唐系各軍卽由湘北退向湘西,終于向桂系屈从,承受改編。至此，桂系操控两湖地盘的野心公然如愿以偿。
桂系占領两湖今后，初以程潛任湘鄂政务委员会主席兼主湘政,程与桂系一时好像尙能相安。可是相互的結合都是相互使用。桂系以为两湖地盘巳經到手,程的老招牌已无使用的必要,乃托言程不服从武汉政治分会領导,自搞一套,誘程至汉将其拘留。这时，南京特别委員会中的譚延闓亦图插手湖南，卽派魯滌平继任湘主席。桂系則訊为魯不合自己食欲,又以低劣的方法,揚言派某部队取道湖南回广西,迨抵达长沙車站,忽然下車，向湘省政府发起装备进犯,把魯赶跑,而以何鍵接任。其意图无非是为了稳固两湖的地盘。
一九二七年十一月，正是桂系实力操纵特别委員会活跃扩展地盘的时分，也是何应欽率領北伐軍占领徐州北伐軍事告一段落的时分;汪精卫自广东来到上海,与新从日本回国的蔣介石作了一系列的会談,討論举行二屆四中全会的可能性,以图打破其时桂系实力擅权的局势,使蔣、汪得以捲土重来。蔣、汪等在十二月上旬約集在沪部分委員开了四中全会預备会議，其间重要的决議有:南京特别委員会决议严峻案件时,必須获得預备会議的赞同。这分明是对桂系权利的一种约束。李宗仁、白崇禧当然不容许，当即宣布通电表明对立,粗心說:“四中全会必須到首都举行,在上海租界上所开的預备会議,沒有任何法律上的价值。”其所以建议要到首都开会,是因其时桂系在南京还駐有少量部队,而南京司令賀耀祖正在津浦綫上指揮北伐战爭，但由何应欽派了一个与蒋介石对立很大的副司令周凤岐坐鎮南京,必定蔣、汪不敢冒险到首都开会,所以桂系将这一軍。贺耀祖对桂系掌握大权,扩张地盘,深致不满,想使用南京司令职权,支持,按捺桂系实力，給拓荒一个新的政治局势。正在这样一个时间段,贺突接朱紹良自上海来信,約其赴沪商談。賀同朱紹良、何应欽尽管都是日本士官校园同期同学,但不日相互积不相能。蔣介石下野时,朱因是蔣的参謀长,也一同下野。他这次来信,賀意識到是为了四中全会到南京举行的事。賀和蔣的联系原不甚深,但后来看到蔣被逼下野,桂系大搞地盘，何应欽也想走孙传芳五省联軍的老路,賀觉得蔣、桂虽是一路货色,終究“彼善于此”，因而采纳了拥蒋抑桂的情绪。賀接朱信今后,即分別探詢刘峙、顾祝同二人政治意向。他們表明与贺采纳同一情绪，并催他迅速举动。贺就率領自己的部队第四十军第二师回到南京,安置卫戍事宜,幷叫桂系留京少量部队开赴汉口。賀的这种作法，各方面起先只以为是战后回京所应有的一般办法，沒有料到其间含有严峻的政治含义。特别是特别委員会的当权人物，狂妄自大，更不以为賀某勇于行此大事。因而,賀的軍事安置得以順利完结,而二屆四中全会亦出人意外地在南京順利举行。
贺耀祖在南京完结軍事安置后，隐秘到上海会見了朱紹良幷和朱一道去見了蔣介石,蔣对賀的安置天然表明赞同,特別是听說刘峙、顾祝平等仍愿为蔣効忠，以为他的政治資本并沒有彻底失掉,感觉到很满意。蔣、賀一同对其时国内局势作了估計，对怎么举行四中全会、继續北伐、阻挠桂系地盘主义的开展等等問題，相互都获得共同的意見。
贺与蔣介石商談今后,跟着回来南京,对二屆中心委员宣布了一个通电，期望他們速来南京开会,保证他們言論举动的自在。贺的这个电报宣布后，散处各地的中委紛紛来京。李宗仁和蔣介石由于各有一套计划，到得最早。到一九二八年一月底止,已有二十余位中委到了南京。在此期間，几度产生曲折，其间比較严峻的是,桂系托言广州公社事情,糾集在两湖作战的将領弹劾汪精卫、顾孟余、陈公博、甘乃光等九人，不許他們到会全会，并要开除他們的党籍。这事由委員談話会推于右任等五委員检查,后来决议仅中止其间四人到会,問題才告处理。
二屆四中全会于二月四日正式开会。这次会議的首要决议是:康复蔣介石国民革新軍总司令职，改组中心委员会，改組国民政府,改組軍事委員会,以蔣介石兼任中心政治会議主席和軍事委員会主席，从此党权、政权、軍权都落到了蔣的手里。这次会議尽管作了继續北伐的决议，幷且今后攻取了华北和平定了东北，但这也总不过是以新軍閥替代旧軍閥罢了。其时内一些存有好意腸的人，期望可以经过这次会議为我国拓荒新的政治局势,結果拔苗助长,却为蔣介石的法西斯独裁奠定了根底,給我国公民带来了无量的磨难。
